2020年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活动主题为“文物赋彩全面小康”。为宣传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小碑制作了新一期专题栏目《镌画入石 经史永存》，准备了“石上儒光——西安碑林藏三种儒家石经”以及“镌石画语——西安碑林中的线刻画”两篇图文展览，邀您感受儒家经典及线刻画之美。
石上儒光——西安碑林藏三种儒家石经
随着汉代儒家学说独尊地位的确立，训解和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便应运而生，并成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主流。由于儒家经籍传播会产生“章句舛误，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的问题，自汉至清代共七次由朝廷组织将儒经校勘刻石，作为官定标准本供儒生士子观览摹写。
西安碑林在全国诸多碑林中，素有“金石渊薮，经史宝库”之称，并以其悠久之历史、丰厚之内涵、宏富之收藏而享誉宇内，堪称举世无双，领袖群伦。在西安碑林众多贞石之中就收藏有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三种早期儒经刻石，其中以堪称西安碑林源头、儒经“今本之祖”的唐开成石经最为规模宏大、体系完备。
石经肇始——汉《熹平石经》
汉《熹平石经》为中国古代刊刻最早的一部石质儒经。《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体石经”，是由东汉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及官员堂谿典、杨赐、张驯等人为正定六经文字而奏请刻立的。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之一
《石经》自东汉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历时九年告成。所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共七经，凡46石、92面，计20余万字。《石经》皆为隶书，据史籍和石经残石上人名，参与校经和书丹者是以蔡邕为主的多位硕儒及善书者。《石经》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当时的盛况是“其观视及摹写者，车辆日千余辆，填塞街陌”。但好景不长，中平六年(189)发生的董卓之乱，《石经》遭到破坏，之后，其厄运便开始了：北魏时被用作建筑材料，东魏时迁移途中部分被没入河中，隋末迁移后又被用作柱础，至唐贞观时魏征开始收集，但已“十不存一”。自唐以来，洛阳时有《石经》残石出土，据统计，目前已发现残石共计9000余字。残石除西安碑林之外，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馆院及台北历史博物馆均有收藏。
西安碑林藏《石经》残石是《周易》的部分内容（下文简称残石），与上海博物馆藏两块残石同属《周易》的一件原碑，且可拼合复原。残石分两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厚16厘米；正面最高31厘米，最宽66厘米，存27行，246字；背面最高33厘米，最宽61厘米，存20行，191字。两面共存437字，为存世《石经》字数较多者，倍受学界珍视。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之二
《石经》除了校正儒经和规范文字的目的之外，其在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的意义也极其重要。《石经》的隶书是当时官方正体的典范，折射出中国书法艺术史上至为重要的阶段所达到的辉煌，奠定了魏晋之后的汉字向楷书、行书深化的基础，深远地影响着唐代至清代隶书延续发展。清孙承泽评《石经》书法为“两汉之冠”，其书丹者包括蔡邕在内皆属恪守法度、恭谨慎行的学者型官员，也正是书者们的特殊身份，才形成了《石经》严整规范、端庄典雅的风格。与同时期专司刀笔的文吏们及民间自由活泼的隶书书风迥异，散发着静穆庄严的庙堂气息。以书法角度赏析，西安碑林藏残石笔划圆劲匀称，一丝不苟，波磔含蓄，不逾其矩；字形方正，结构精严；通篇风格字距行距布置均匀，规范整齐，和谐统一。当然，也有人见仁见智，认为其过于整饬谨严，缺乏艺术上张扬个性的创造力，也失去了一些自然天真的情趣。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之一
如果提及这件残石的经历，可谓曲折生动，颇具传奇色彩。据研究，西安碑林藏《周易》残石1929年出土于洛阳太学旧址，1931年于右任在洛阳古董商处发现，并谈定价款为4000元，当时仅付价款一半作定金，残石仍暂存洛阳。1933年于右任委托因公来南京的杨虎城途径洛阳时向古董商补齐余款，取得残石，并随杨氏专列运南京交付于氏。之后，于氏将残石转送上海保存并影印。1936年于氏将残石及《鸳鸯七志斋藏石》捐赠西安碑林，因残石珍贵，于氏委托时任陕西考古会委员长张鹏一专门单独保管。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护残石，已任西安碑林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鹏一先将其在碑林密藏，1939年又亲自带回富平董南堡家中，吊挂于枯井中，并要求家人严格保密。1943年张氏临终前嘱其子张午中妥为保管，务必完璧送归于右任。内战爆发后，张午中为确保残石安全，设法转存于右任故友三原张文生处。张文生又将其转存三原民治学校，后又运至于右任侄儿于期家中保存。1952年西北文化部文物处在档案中发现残石线索，并通过张文生了解残石下落，自三原取回，重新入藏西安碑林。至此，残石结束了其一段曲折动人的辗转流传，珍藏于西安碑林这一石刻宝库，也算是宝物有灵，善得其归。
西安碑林藏《熹平石经·周易》残石拓片之二
金石学家马衡先生曾说：“宋人录《熹平石经》多至千七百余字，独未见《周易》，不意后八百年，更得此数百字。吾辈眼福实过宋人，何其幸欤！”西安碑林所藏《周易》残石虽历遭磨难，但却得到诸多仁人贤士竭力呵护才得以善存。当我们面对这一古穆典雅的汉代遗珍时，马衡先生的认识与感受应该也是不难体会的。
集三体于一石的曹魏《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是曹魏正始二年(241)刻立于洛阳太学讲堂西侧的官刻儒经范本，所刻内容有《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碑数有28碑和35碑两种说法。石经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种字体书写，故又称《三体石经》，格式有两种，古文在上，列篆隶于其下的一行直下式和古文在上，并列篆隶于其下的品字形式。其书者有卫觊、韦诞、邯郸淳、嵇康、张揖等几种说法，王国维、马衡等人认为卫觊书写较为可信，王国维《魏石经残石考》云：“品字式者古文、篆、隶三体似出一手，直下式者则三体似由三人分别书之，而书品字式古文与书直下式古文者亦非一手。不独书人不同，即文字亦不画一。”虽已发现的残石上并无书写者姓名，但从风格来看，石经并非一人所书，应该是由包括卫觊在内的多位书家共同完成的。
石经自刻立后遭兵乱残损并屡次迁移，隋开皇六年（586）迁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唐贞观初，魏征将所搜集残石置于九成宫秘书监。自宋代始，石经多在洛阳出土，1945年西安许士庙街出土《尚书·康诰》残石一块，高26，宽18厘米，单面刻字，残存7行共35字。1957年在西安青年路西段出土残石一块，高41，宽30厘米，一面刻《尚书·梓材》残文10行，共33字；另一面刻《春秋》残文10行，共50字。《尚书·梓材》残石右下刻“始二年三”字样，可证明刊经时间为“正始二年三月” 是现存石经残石极少有纪年者。专家研究认为此石出土地西安市青年路即唐时秘书省之旧址，证实史书石经迁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魏征置残石于秘书监是可信的。此二残石现藏西安碑林。
《正始石经》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将同一经文用多种字体刻于一石的石刻，除了具有规范汉字和校正儒经的目的，还用当时通用易识的隶书、小篆对照书写难识的古文，这对古文的保存和传播，对于研究我国古文字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石经三种字体书法庄严凝重、规整统一，为曹魏标准字体之代表。王国维、罗振玉、马衡等学者认为其古文同《说文解字》中的古文都源于孔府“壁中本 ”，是先秦古文经本流传可见的唯一实例，可校正《说文解字》古文之误，可作为辩识古文真伪的参照标准。此古文横竖笔画多两头尖细中间较粗，弯曲笔画多起笔粗而收笔细，似蝌蚪形，则又被俗称为“科斗书”。由于是魏时人所写古文，笔法统一简省，结构对称，布白均匀，不同于《说文解字》中古文和先秦时的青铜铭文。经文篆书承袭汉篆法则，字体长方，结构严整，字划细挺，正如罗振玉所说的使转处多方折，结字疏密得宜，姿态天然，上承李斯之流，下启李阳冰之源，足考篆法递变之迹。是标准的官定小篆范本。经文隶书基本继承了《熹平石经》等官定标准隶字的整饬谨严风格，只是平行竖画较汉经隶书相背弧度更大，个别笔划略失圆润，似乎缺少了汉经静穆庄严的气息。总之，《正始石经》三种字体集于一石，除了正定儒经、规范汉字的目的之外，还以其范本的作用对后世学书者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具有其特殊意义的。
西安碑林的源头——唐《开成石经》
开成石经原石局部
如果追根溯源，西安碑林历史的源头就是一部厚重的中华文化石刻元典——唐《开成石经》。
唐文宗时，郑覃奏请朝廷召宿儒奥学，校定儒经，并勒石于国子监，以改正经籍传播中的讹谬，文宗欣然采纳。其后，郑覃以尚书右仆射兼国子祭酒的身份主持刊刻唐石经工程。石经刊刻历时四年，开成二年（837）完成，故称《开成石经》（以下简称石经）。唐末天祐元年（904），朱温逼迫唐昭宗迁都洛阳，留守长安的佑国军节度使、京兆尹韩建放弃外郭城与宫城，以原皇城城垣为基础，缩建为新城，并将原立于唐代国子监的石经(时在新城之外)向新城内迁移。两年后，石经迁移工程可能并未完成，韩建改任青州刺史。后梁开平三年(909年)，朱温将刘鄩入守长安。刘鄩属吏尹玉羽建议将韩建未搬迁、被“委弃于野”的石经运入城内，刘鄩认为防备邠岐之兵侵袭才是至要，搬迁石经并非“急务”。尹玉羽劝诱刘鄩：假如敌军兵临城下，把石经碎为矢石，当做攻城武器，将会“助贼为虐”，于我方不利。刘鄩然纳，乃将其余石经迁置城内唐尚书省之西隅(今西安北广济街一带)。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陕西转运副使将石经再次徙至“府学之北墉” （专家研究认为此地应为北宋西安府城的西南角或西南部），同迁者还有诸多唐宋碑刻。北宋崇宁二年（1103）知永兴军府事虞策最终将石经及其它唐宋碑刻移置“府城之东南隅”（即今西安碑林现址）。可以说，石经的迁置过程，就是西安碑林的形成过程，石经即是西安碑林之滥觞。
《唐开成石经 》拓本 局部之一
《开成石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一展室。共114石，两面刻。每石高216厘米，宽83至96厘米不等，厚20厘米。内容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儒经及辨正经传文字形体及音注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计65万余字。石经部分内容在后梁时补刊，北宋添注，于明代关中大地震时遭断裂，后对缺损予以补刻。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时代较早且保存完整者，被誉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堪称中华文化的元典。
《唐开成石经 》拓本 局部之二
作为较为完整的唐代儒经标准刻本，石经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是校勘整理儒家经典的珍贵实物资料。石经使用唐代通行的楷书写成，对唐代的经籍用字起到了强有力的规范作用，使楷体作为规范字体的地位从此确立，深入人心，并沿用至今。在格式上，经文的排刊充分考虑到制作拓本的需要，每面碑文分八栏，栏与栏之间以横线相隔并留空，便于将拓本装订成册，供士子、经生阅读。这样也直接促进了木版雕刻印刷书籍的形成。经文中遇到唐代多位皇帝名讳的文字，皆用缺笔的方法予以避讳，是研究我国唐代避讳制度的一组实例。
石经是由明经陈玠、艾居晦、段绛等人共同书写，字体虽皆为工整严谨的规范楷体，但书风差异明显，从中可分别体现出字体受欧、虞、禇、颜几位唐楷大家之影响。
如《周礼》结构自然萧散，点画含蓄圆融，谨守法度，中规入矩，于此可窥得虞世南书法的君子之风；
《唐开成石经 周礼》拓本 局部
《周易》结体严谨，用笔方正，颇有欧阳询楷书的森严法度；
《唐开成石经 周易》拓本 局部
《左传》则融合了褚遂良的节奏分明和颜真卿的丰润朴厚。
《唐开成石经 左传》拓本局部之一
《唐开成石经 左传》拓本局部之二
可以想见，面对着规范秀美、风格多样的儒经楷书，士子、经生们在朗朗诵读、默声抄写的同时，应该也会留心石经的书法，并受到影响。如此说，石经书风师法欧、虞、禇、颜等唐楷大家，同时对几位唐楷大家书法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