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年，当在东京大学任教的美术史学者费诺罗萨和他的助手冈仓天心来到法隆寺梦殿时，这座建筑已经被封闭几百年了。
▲法隆寺梦殿
梦殿里的救世观音像，是整个日本最神秘的佛像之一，根据记载，这尊佛像自古即为秘佛，见过的人屈指可数，甚至镰仓时期僧侣显真得业也未能获准观拜。
寺中的僧人说佛像有诅咒，解开封印将触怒圣德太子的怨灵，会遭到天谴并招致地震等灾害。但这套说辞显然没能说服费诺罗萨，眼看无法劝阻这两位，寺僧纷纷走避。费诺罗萨无视其他，亲手用钥匙将满是锈蚀的锁头解开后，积满尘埃的佛龛内竟窜出了受惊的蛇鼠。除去累积了几百年，多到令人窒息的尘埃，打开卷覆在佛像身上的白布之后，闪烁着金色光芒的救世观音终于出现在眼前。
▲救世观音像
法隆寺藏
同行的冈仓天心观拜完后大为感动，写下这段话：
“打开龛门，千年郁气苍苍扑鼻，暂可忍受。拨开蜘蛛网后，先见一东山床几，佛像立于后，触手可及。像高七八余尺，以白布、经切等物层层覆盖。久未出现的人气惊动龛中老鼠小蛇。解开白布后，先见一白纸，而揭示秘佛之际，雷声大作，吾等畏惧而止。白纸之下，佛像庄严仰卧。能亲眼拜见佛像，真乃人生一大快事。”
寺僧的恐惧来自一个传闻：当年，在日本大力推行制度中国化的圣德太子死后，他的后代山背大兄皇子在政治斗争中败给了豪族苏我氏，率族人集体自杀。因此，也有观点认为法隆寺是为圣德太子一族怨灵而设计的镇魂之寺。梦殿中的观音像，就被说成是圣德太子的等身像。
▲救世观音像
法隆寺藏
不过此时已经是明治十四年，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运动早已接近尾声，政府不会把这种怪力乱神的论调当真。费诺罗萨的文物考察活动正是来自当时日本文部省的策划，旨在对全国寺庙的绘画、雕刻、工艺品、书法、古文书等文物的存有量进行较为深入的调查，以便更好的保护。
开启尘封的法隆寺梦殿大门，似乎也在冥冥之中打开了法隆寺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内在羁绊。
65年后，已经进入昭和时代。1949年的1月26日，法隆寺主建筑金堂突然着火，一个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但还是烧损了日本佛教绘画至宝，存世最古老的寺观壁画法隆寺金堂壁画。金堂壁画是7世纪后期重建法堂外殿墙上的12面绘画，其中大壁四面(一、六、九、十号壁)，绘有四方四佛图(释迦净土图、阿弥陀净土图、弥勒净土图、药师净土图)；还有小壁八面各绘有一尊菩萨像。
▲1949年，法隆寺贯主（住持）佐伯定胤在烧毁的金堂壁画前合掌
金堂失火后，日本朝野大梦初醒，突然意识到法隆寺躲过了战时盟军的轰炸，如果再不竭力珍惜，那就什么都输光了。因此，日本国会在1950年火速通过《文化财保护法》，并首创了“无形文化财”(人间国宝)——这是法隆寺金堂壁画的启示录。
今年，恰逢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订立70周年，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定于3月13日至5月10日推出“法隆寺金堂壁画和百济观音”大展。
此次展览计划展出法隆寺金堂四壁7世纪壁画在明治以来的摹本，旨在揭示文物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与此同时，被誉为日本佛像雕刻巅峰的国宝佛像“百济观音”与其它金堂佛像也在本展展品之列，共同呈现法隆寺金堂的艺术魅力。
▲法隆寺金堂壁画(再現壁画) 第12号壁
十一面観音菩薩像 前田青邨ほか筆 昭和43年(1968)
法隆寺蔵 写真便利堂
▲法隆寺金堂壁画(摸本) 第6号壁
阿弥陀浄土図 桜井香雲摸 明治17年(1884)頃
東京国立博物館蔵
▲法隆寺金堂壁画(摸本) 第10号壁 鈴木空如摸
大正11年(1922) 大仙市蔵
不过，因为疫情原因，此次展览不得不中止开放。
另一方面，今年的疫情在对博物馆展览造成冲击的同时，也间接促进了博物馆资源的云端数字化进程，比如，大英博物馆就提前推出馆藏高清线上资源（被劫掠的中国宝藏，千年不腐的唐代点心，大英博物馆开放馆藏高清图像）。日本由于法隆寺金堂壁画展的取消，此次在特设网站“法隆寺金堂壁画玻璃干板底片 数字查看器”上公开了1949年法隆寺火灾之前拍摄金堂壁画的玻璃干板底片（重要文化财产）数字图像。
在这里，我们要简单介绍一下法隆寺在昭和时代的维修工作。
昭和九年（1934年） 文部省设立了“法隆寺国宝保存事业部”，开始主导法隆寺大修。金堂壁画的保护是重中之重，当时日本最顶级的画家都加入到临摹复制壁画的阵列中，然而成也萧何败萧何，据说，后来引起火灾的原因就是临摹壁画的画家所使用的电热坐垫起火所致。不过仍有争议，至今真相不明。
▲画家铃木空如
其身后正是法隆寺金堂壁画摹本
除了临摹，官方还决定了拍摄金堂壁画的原大尺寸照片以记录壁画真实现状。正因为这个举动，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火烧前金堂壁画的模样。当时的拍摄任务由京都便利堂执行。
▲原寸大分割摄影(2号壁)昭和10年
堂内配备了纵横滑动的特制照相机，
6人进行了长达75天的摄影
经过测试，便利堂从昭和十年（1935年）八月开始，在75天内共拍摄了大小为原寸的黑白照片，外阵大小为12面374份(全纸362张)，红外线照片20多张。由于当时的日本并没有普及彩色胶卷，所以使用了过滤器拍摄了4色分解彩色照片。今天这些照片成为了解法隆寺金堂壁画被烧损前样貌的最重要的图像材料。
▲烧损前的金堂飞天形象
此次公布的玻璃干板底片正是当年便利堂的劳动成果，早已被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产，严密保管于法隆寺，是壁画烧损前保存下来的唯一无二的详细资料，学术价值很高。
干板Dry plate ，俗称玻璃板底片。基本上就是在裁切好玻璃板上，在暗房环境下涂上一层具有感光能力的乳剂，干燥后放入相机拍摄曝光后，再回到暗房中用黑白冲片使用的冲洗药水处理后，得到一张负影像的玻璃底片。我们可以用这张玻璃底片来印样做照片，也可以用放大机放大作大张的照片。干板的使用年代比现在的胶片底片早很多，因为制作技术不难，很多地方都有小规模的工厂提供，直到1990年代邻近的日本依然可以买到干版。
玻璃干板底片在去除污垢的同时，使用特别订货的扫描仪推进了数字化。而数位化在多方单位合作下完成，大幅壁画为300亿画素，小幅壁画则有170亿画素左右。
全部12面壁画中，近期公开8面部分，今后将依次追加，最快将在本年度内全面公开。法隆寺执事长大野正法表示：“图像数据中含有各种信息。希望研究人员活用，并让许多人也了解壁画的保存项目。”
将画面扩大可以看到细如髮丝的原版线条。据推测，这些壁画极有可能是画坊画师共同制作的成果，其理由是，反覆使用同样的底画、打样轮廓(用刀具或刮刀大致刻出轮廓)或使用透写纸等(描摹底画线后临摹在画纸上的纸)，不分粗细的铁线描手法也适宜用来临摹。数位化的图像原本要于奈良国立博物馆展示，而玻璃原板也计划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设特版展，但都因疫情而取消。而后决定在网上公开。
数字壁画
法隆寺金堂壁画玻璃干板底片 数字查看器
网址：https://view.horyuji-kondohekiga.jp/
进入数字查看器，首先看到的便是法隆寺金堂的三维数字化模型，金堂内的壁画按照下图所示的顺序依次标记。
网页右侧边栏中可以选择要观看的壁画。呈黄色的为已经数字化的壁画，一共八面。剩余四面预计今年内上线。
第一号壁：释迦净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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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壁：菩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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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号壁：观音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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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号壁：大势至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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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号壁：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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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号壁：阿弥陀净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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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号壁：弥勒净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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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号壁：十一面观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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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壁画的时代，日本学术界一般认为绘制于公元697年至711年间，相当于我国唐武则天神功元年到睿宗景云元年。
作为丝绸之路的终点，金堂的壁画艺术也能在中国找到母本。
比如，从构图上，金堂壁画的几幅说法图，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说法图接近。1967年，参与过火烧后金堂壁画复原的平山郁夫先生，就直言金堂壁画受敦煌壁画的影响很大。
第322窟南壁，有弥勒说法图一铺。下部绘有两身供养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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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着通肩袈裟，作善跏坐，两手作说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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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两侧各有三身菩萨。其中一身菩萨手托透明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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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两侧共绘有飞天四身，上方两身飞天穿长裙，持花飞舞。下面的两身童子飞天穿鼻窦裤，四肢张开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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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2窟北壁的阿弥陀经变一铺，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两侧分别绘有头戴化佛冠的观音菩萨和头戴宝瓶冠的大势至菩萨。图中上部两侧各绘有三身持节飞天乘云而下，空中天乐不鼓自鸣。下部绘有七宝水池，在七宝池中有六身供养菩萨，或跪或坐于莲花上。莲池中有化生童子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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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窟中央画一铺说法图，说法图为弥勒说法图，这铺说法图中佛、菩萨、弟子等形象达十五六身，除了主尊佛像和两身大菩萨以及身材较小的天王外，其余的人都仅露出半身或露出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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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铺可对比法隆寺第十号壁，药师净土图（目前尚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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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菩萨的开脸来看，法隆寺壁画中都是满月面容的佛像和方宽颜面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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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敦煌第45窟内的胁侍菩萨面貌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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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段下层，虽无明确的造窟功德记和文献记载，但从洞窟形制、壁画内容和艺术风格看，其营建时间应在盛唐时期。尤其是窟内正面佛龛的群体彩塑，其高超的表现技巧，被认为是莫高窟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一铺彩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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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参观过壁画原件的宿白先生所述，法隆寺壁画中的形象和洛阳龙门石窟潜溪寺（斋祓堂）造像相近；在莫高窟中也能找到对比。
潜溪寺的雕凿，推测在贞观（公元627年至649年）晚期；莫高窟第220窟有贞观十六年（642）造窟题记，第332窟据原存窟内的碑记《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知完工于圣历元年（698）。总之，与法隆寺金堂壁画可以比较的形象，其年代约在七世纪中期迄八世纪初。看来，比上述推定的金堂壁画年代（公元697年至711年间）为略早。我国同类造像应是法隆寺金堂壁画摹拟的原型，其时间略为早些是合理的。
金堂壁画中的佛手
佛教徒应该算是最早的手控群体之一了，他们对手姿势拥有很敏感的审美。佛教中有各种手印，就是以两手摆成特定的姿势，用来象征特定的教义或理念。在新疆吐峪沟地区曾经出土过唐代百手图残片，表现佛陀的各种手势。可见当时的佛教美术中，关于手势的表现已经拥有一套成熟的审美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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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百手图残片
旅顺博物馆藏
法隆寺壁画中对各种手势同样有精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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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上述美丽的手势在敦煌中也能找到。比如第112窟东壁，轻拈莲花的菩萨手部特写，极富舞蹈的动感与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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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严重的文物破坏运动，如明治元年（1868年）开始的，由官方主导的废佛毁释，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物或被烧毁或被倒卖。当时被美国打开大门的日本见识到西方的船舰利炮，产生了强烈的崇洋思想。不过，短短几年后，当局就迷途知返，认识到文化才是立国之本。1871年（明治4年）5月，太政宫接受了大学（现在的文部省的前身）的建议，颁布了保护工艺美术品的《古器旧物保存方》。这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的文化遗产保护案。此后日本的文化保护法律在不断完善。
比起来，中国的文化遗产就惨烈很多。法隆寺火烧两年后，1951年的一天，梁思成先生才知道消息。他把郑孝燮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
梁思成先生当时对火烧后的损失程度可能未必清楚，因为日本政府提前做了数据采集，我们今天仍能想见金堂壁画当年的风华。
不过，在中国的文化遗产就没有这样的机遇了，许多梁先生在抗战期间考察过的古建筑，后来毁于天灾人祸，连一份清晰的照片都没留下来……
资料参阅：
宿白《日本奈良法隆寺参观记》
刘江岭《法隆寺金堂失火》
苑利《日本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历史和今天》
陈小利《展览 | 法隆寺百济观音：它让日韩两国争锋相对》
BY｜艺度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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