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诞生与定位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诞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二里头文化年代约相当于公元前 1800—1500 年，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朝文明 —— 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1959 年，二里头遗址被发现，此后，中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探明了众多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遗迹以及精美文物。为了更好地展示二里头遗址 60 多年考古成果以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于 2017 年 6 月 11 日动工，2019 年 10 月 19 日正式开放。
该博物馆是国家 “十三五” 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定位明确。它肩负着推动夏文化和早期中国研究发展的重要使命，是集中展示夏代历史、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夏文化探索历程、夏商周断代工程和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成果的专题性博物馆。同时，它致力于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示范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与展示基地。截至 2023 年，馆藏数量 14307 件（套），珍贵文物 3326 件（套），拥有骨猴、七孔玉刀、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龙形玉璋、网格纹铜鼎、乳钉纹铜爵等珍品馆藏。这些珍贵的文物和丰富的馆藏，为研究和展示夏代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历史意义与价值
（一）学术价值无可替代
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是距今 3800 - 3500 年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聚落。这里拥有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城市道路系统、宫室建筑群和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以青铜冶铸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为代表的最早的官营作坊区等诸多重要遗存。这些遗存为研究中国城市和聚落布局、城市规划与建筑史、礼器及礼仪制度发展史、手工业和科技发展史、社会生活史、政治结构、文化生活等重要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它是夏王朝中晚期都城。二里头时代正处于中国早期王朝国家形成和早期发展阶段，但缺乏明确、可靠的当世文献，后世文献对这一时代的描述多语焉不详，且矛盾之处甚多，因而依靠文献研究这一时代的历史困难重重。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发现为研究这一时代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点，是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及文明形态的关键遗址和最重要对象，在夏商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大学术价值。剖析二里头都城聚落的构成要素、整体布局及其发展过程可探索二里头国家王权的发展过程及其特征，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划分，以及规划思想、礼仪制度、统治模式等，这些重大问题对于夏朝历史研究至关重要。
（二）王朝礼制的形成
在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内，仅二里头遗址的面积在 200 万平方米以上，其他遗址面积最大的仅 100 多万平方米。仅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主干道路网络、宫殿区、宫城城墙、大型夯土建筑群、围垣作坊区、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贵族居住区、贵族墓葬区、Ⅰ 级墓、坛及墠类祭祀遗存、青铜礼器群、玉质礼器群、绿松石礼器群等高规格遗存。上述高规格遗存构成了二里头都城的主体要素。其中又以主干道路网络最为重要，它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形成 “九宫格” 式宏大格局，确定了都城规划布局的基础框架，并一直沿用到都城存在之末期。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这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 “九宫格” 的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祭祀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都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都城内部形成 “宫殿核心区 — 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墓葬区等中心区 — 一般居住活动区” 的 “向心式” 规划布局结构，层次清晰，等级有序，完全符合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的都城规划特点。加上二里头都城所处的天下之中的中心位置，充分体现出二里头早期国家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井然的统治格局，足以显示二里头王者在都城建设中 “辨方正位，体国经野” 的政治抱负。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或国家中规模最大，等级和规格最高，是其唯一的都城，是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精神统治的中心，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已经形成。
（三）布局演变反映历史
二里头都城在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时进入全面兴盛阶段，在中心区规划形成主干道路网络和 “九宫格” 式布局。二期时都城的总体布局是开放性的。除了二期最晚时段在作坊区东北部及以西区域修筑了质量不好的墙垣之外，中心区其他大部分区域只有道路网络象征性地分区、隔离，多未修建墙垣严格区分，特别是宫殿区外围也无墙垣围护。宫殿区内以 3 号、5 号基址为代表的夯土建筑的总体布局，也为多进院落、外无围墙的开放式布局，甚至在夯土建筑使用时期在院内埋葬多座贵族墓葬。二里头文化三期时，二里头都城的布局发生较大变化，整体上由开放转向封闭。宫殿区外围全面建成夯土墙垣，将宫殿区封闭围护，与其他区域明确分隔，突显宫殿区的核心地位。二期的多进院落、开放式夯土建筑废置不用，改为修建墙垣围护四周、主殿居于其中、中轴对称的封闭四合院式夯土建筑群。三期形成的都城布局一直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一阶段。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第二阶段，二里头都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城墙、1 号和 2 号夯土建筑群等都城主体要素大多遭到破坏，郑州荥阳大师姑、东赵，新郑望京楼等二里头文化城邑均遭到破坏而废弃，偃师商城兴起于二里头都城东北 6 公里，郑州商城持续兴盛，表明二里头聚落失去了都城地位。同时，新建了 6 号、10 号夯土建筑，3 号夯土墙，二里头聚落的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仍在使用，表明此时二里头聚落在二里岗政权体系中处于较高的级别，仍属于高规格聚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四期晚段第四阶段。二里头都城各期布局的演变过程，可能反映了不同的背景，展示了其历史变迁。
三、丰富的馆藏文物
（一）乳钉纹铜爵
乳钉纹铜爵于 1975 年出土于偃师二里头遗址，铸造于中国夏朝时期，被称为 “华夏第一爵”。此爵平底束腰，流、尾及三足细长，形体单薄，造型匀称。流折处有高 2 厘米的短柱，腹部有 1.2 厘米宽的两道弦纹，其间饰五个排列有序的乳钉纹。胎壁匀薄，厚约 0.1 厘米，口沿处有加厚边，防止破裂。这种口沿加厚的特点，一直延续到二里岗期青铜器时。从铸痕看，已采用复合范铸造法。乳钉纹铜爵是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为研究夏代历史及早期青铜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贵族们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二）网格纹铜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网格纹铜鼎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被誉为 “华夏第一鼎”。这件青铜鼎通高 20 厘米，口径 15.3 厘米，出现的时间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但材质确是当时罕见的贵金属 —— 青铜，可见其绝非普通器物。与商代的华丽大鼎相比，素朴的网格纹青铜鼎就像一只素朴的丑小鸭，可如果没有这只丑小鸭的铺垫和准备，也不会有商代后母戊鼎的霸气与辉煌。
（三）绿松石兽面铜牌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略呈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扣钮，其上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加工精巧丝丝入扣，虽历经三、四千年无一松动脱落。它的发现将我国的镶嵌工艺出现的时间提前了一两千年，说明在夏代我国就已经将镶嵌技艺发展成一门独立艺术 —— 青铜镶嵌艺术，还开创了青铜器上装饰兽面纹的先河。在二里头遗址，一共出土了 3 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均是属于贵族墓葬的随葬品。这样的绿松石兽面纹铜牌在甘肃天水采集 1 件，四川三星堆文化出土 3 件，印证了当时西北、西南与中原地区存在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强大辐射力。
四、建筑特色独具魅力
（一）夯土与紫铜的运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共使用夯土 4000 立方米，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这些夯土墙的夯土全部来自龙门西山，经过严密的材料配比实验，土、沙、细石、水和添加剂按照一定比例配比而成。原生态的夯土墙面，肌理自然，色泽温润，给人以厚重、温暖的视觉感知，夯筑纹理记录着行夯的过程。夯土是早期遗址文化的象征，代表着考古学，也象征着久远的历史和文明。博物馆的建筑设计者有意将博物馆与整个二里头遗址环境吻合，寓意着一个久远的历史文明在现代得以展现。
博物馆二楼的内、外立面和屋顶装饰均使用了做旧紫铜装饰板材料，总面积达 3 万多平方米。仅博物馆二楼的内、外立面的铜装饰板就达 22983 块，且没有一块规格相同，这给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青铜是古代中国最早掌握的合金材料，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总面积 1 万余平方米的青铜器冶铸作坊和 200 余件青铜容器、兵器、礼器、工具，标志着王权礼制的诞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建筑以做旧铜板为材料，蕴含了对王朝王权的回应，传达了历史的不朽与时间的淬炼。夯土与紫铜的结合，使整个博物馆像一座 “破土” 而出的铜城，与周边环境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强调了城市、国家、王权的属性，象征着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概念。
（二）合院建筑特点鲜明
博物馆入口处廊庑回绕，气势巍峨；回廊及中央大厅屋面外檐采用三柱支撑。这种合院建筑来源于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或四合院式宫殿建筑群。合院建筑的运用，不仅使博物馆在外观上独具特色，更让人们在参观过程中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夏代宫殿建筑的宏伟气势。这种建筑风格的传承，为观众呈现了夏代建筑的独特魅力，也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三）清水混凝土之美
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筑中，清水混凝土施工也是一大特色。一般建筑是局部使用清水混凝土作为装饰，但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清水混凝土施工面积很大。清水混凝土是表面不做二次修饰装饰的混凝土，它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朴素、本质之美。借助光影控制和几何造型，更使建筑显得庄重纯粹，充满秩序感和纪念性。清水混凝土坚硬光滑，夯土柔弱粗粝，二者或互为依托，或相辅相成，历史智慧与现代技术的完美融合，展示了坚强与坚韧的强大力量，也表达了设计师对民族精神的讴歌与吟唱。
五、发挥重要作用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推动二里头遗址保护、研究、展示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然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等示范基地。
在遗址保护方面，博物馆积极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不断对馆藏文物进行整理研究，加强对遗址的保护力度。通过对遗址的科学规划和管理，确保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得以长久保存。例如，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的建设，依托大量二里头遗址考古成果并结合合理推测，通过先进的数字技术全面复原展示二里头遗址文化的整体面貌，为遗址保护插上 “数字翅膀”。这种数字化保护方式既让二里头文化拥有了新的生命力，也是对遗址进行保护利用的一种新尝试。
在研究方面，博物馆强化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合作建馆优势，成立了 “早期中国研究中心”，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参与国家文物局 “考古中国” 项目。一大批高学历的年轻人开始承担相关子课题，科研成果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突破。目前，博物馆已主持完成重点社科课题 1 项，一般课题 10 项，发表学术论文 10 篇，编撰著作 3 本，27 名专业技术人员全部入选青年人才专家库。此外，博物馆还通过举办学术座谈会、研讨会等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汇聚洛阳，围绕二里头遗址及相关问题研究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为夏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在展示方面，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华夏第一王都” 荣获 2019 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此后，博物馆始终坚持动态更新理念，每当出现新的重大科研成果和社会事件，都会组织相关部门对基本陈列内容进行完善。同时，博物馆还积极举办丰富的临时展览，围绕二里头文化的时间线、空间线，引进不同地域、不同特点的多元文化，讲清楚二里头文化的早期因果。并且，博物馆高度重视 “走出去”，与多家知名博物馆合作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展览，使探源工程成果惠及更多公众。通过多角度宣传和多形式社教活动，博物馆拓展了传播途径，促使二里头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例如，开馆以来，博物馆通过官网，微信公众号和微博等新媒体平台，累计推送文章 1000 余篇，视频音频 50 余部，网络直播 80 余场，累计粉丝十余万人，累计点击量高达 400 多万次。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作为全国大遗址保护、展示和利用的示范区，早期中国国家形成和发展研究展示中心，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历程与成果展示基地，将继续在二里头遗址保护、研究、展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