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1970年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文物，很多是举世罕见的精品。这些珍宝不仅重现大唐之美，也反映出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碰撞、融合、创新的过程。今年恰逢何家村窖藏发现50周年，在中华书局主办《文史知识》杂志特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鎏金银器”专栏介绍其中几件，以资纪念。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动物纹银盘
陕西历史博物馆 翟战胜
何家村窖藏出土几件鎏金动物纹银盘在材质和制作工艺上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可以归为一组，其共同特征一是材质好、盘体厚重、浅腹、窄口沿，高度在1到2厘米之间，尺寸在15厘米左右，大小相仿；二是装饰手法相同，仅在盘底中心使用捶揲和錾刻的手法装饰浮雕状动物纹并鎏金，没有其它纹饰和装饰。它们分别是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鎏金熊纹六曲银盘、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和鎏金龟纹桃形银盘。这几件银盘根据外形可分为六曲葵形和桃形，桃形又有双桃和单桃之别；根据动物纹的特征又可分为想象中的动物，即凤和飞廉，与现实存在的动物，即熊、狐狸和龟，都属于古代祥瑞动物。
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内底装饰一只凤鸟，羽翼张开，长尾向上伸展，鸟头呈180°回转。凤鸟是最具中国传统的祥瑞之鸟，传说中少皞立国之时凤鸟出现，帝喾曾令凤鸟跳舞。关于凤鸟的形象和特征，《山海经》曰：“（丹穴山）有鸟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但是从考古发现的实物和图像资料看，凤鸟的形象还是鸟形，商代甲骨文中“凤”字就像长尾有冠的鸟类；商周青铜器上有大量的凤鸟纹，秦汉有凤鸟纹瓦当。凤鸟作为德治的祥瑞一直深受统治者重视，以凤入年号的例子很多。唐代以凤鸟装饰器物更是多见，形象或单或双。凤鸟与龙相配，龙凤呈祥的吉祥装饰和比喻沿用至今。
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内底装饰的飞廉是中国神话的风神。《离骚》中说“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王逸注解飞廉为风伯，颜师古说“风伯，飞廉也”。汉代还有铜飞廉，东汉末年董卓把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等毁坏用来铸钱。关于飞廉的形象特征，晋代郭璞说，“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晋灼则说是“身似鹿，头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何家村窖藏还出土一件飞廉纹银盒，飞廉的形象是马首鸟身，头顶也长一只角，同样是偶蹄形的足。可见，古代飞廉的形象并不统一。在西亚有和飞廉相似的动物形象塞穆鲁，特征为狗头鸟身。
鎏金熊纹六曲银盘盘底中心装饰一只体态壮硕的熊。熊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种凶猛动物，有名的治水英雄大禹的父亲鲧，死后化为黄熊。至迟在西周时期人们认为梦见熊可以生男孩，《诗·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郑玄笺曰：“熊罴在山，阳之祥也，故为生男。”我国秦汉以前，以猎熊彰显勇武。夏代的亡国之君桀有勇力，可以“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白虎通义》“乡射”：“天子射熊……示服猛巧佞也。”
唐代桃形银盘仅在何家村窖藏发现，堪称孤品。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造型特征是双桃并列，内有两只狐狸首尾相对。《说文解字》曰：“狐，妖兽也，鬼所乘也。”六朝以来《太平广记》等志怪小说中就有狐狸的故事。白狐和九尾狐是祥瑞动物，它们的出现则被视为吉兆。《白虎通义》曰：“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九妃得其所，子孙繁息也。”同时，狐与胡谐音，唐代社会一般称粟特人为胡人。王国维有《西胡考》之大作，陈寅恪先生有关于《狐臭与胡臭》之高论。从传统文化对狐狸的认识上，难以理解将其选作纹样的原因。王子今先生将盘中的狐狸从体征上识为獾，獾欢谐音，进而从图案寓意解释为两欢或合欢，如此则为吉祥图案。
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龟纹与桃形结合就有双重祝寿之意。《大戴礼记》曰“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龟在商周时期被称为灵龟，用其腹甲来占卜。龟又是长寿的代表，曹操有诗《龟虽寿》。龟的形象大量使用于古代社会生活的物品之中，汉代列侯用龟纽金印，铜镜中有龟纽镜，北魏和唐代有龟形墓志，等等。唐代三品官员先用银菟符，后改银鱼符，武则天天授元年（690）改鱼符为龟符，其中原因由《朝野佥载·补辑》以为“武姓也，玄武，龟也，又以铜为龟符”可知一二。除此以外，还代表了武则天希望自己长寿和武周政权长期存在的愿望，在天授之后，武则天又使用了如意、长寿、长安等年号，都有此寓意。
从天禄、辟邪、塞穆鲁到飞狮纹——鎏金飞狮纹银盒解读
陕西历史博物馆 赵青
鎏金飞狮纹银盒盒中心的飞狮纹饰十分奇特，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狮子在古文献中称为师子或狻猊，原产于非洲、西亚、南亚等地，并非中国所出，狮子作为装饰图案亦非中国艺术的传统。在先秦文献和考古资料未见有关狮子的文字及图像记录。最早出现“狮子”的文献是《汉书·西域传》，可知狮子是在武帝时期西域开通后传入的。东汉以后，狮子进贡的记载出现在史料中，《后汉书》中记载，月氏、安息、疏勒曾多次进献狮子。随着狮子入华，狮子的造型相继出现，现存最早有纪年狮子造型是山东嘉祥武氏墓前的一对东汉建和元年石狮。魏晋南北朝之际，随着佛教兴盛，狮子被赋予新的功能，成为佛教的护法神狮。隋唐时期，中外交流频繁，通过丝绸之路进献的狮子数量远超于前代。大量活生生的狮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为狮子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多素材。唐代狮子形式及艺术风格，较之前朝有很大变化，除了传统的行狮外，大量采用了蹲踞式。狮子昂首挺胸，腿部肌肉强健有力，在写实中强调雄浑大气。但是鎏金飞狮纹银盒上的带羽翼狮子形象却不同于唐代流行的狮子样式，这种带羽翼的动物我们简称为羽翼兽，它的来源错综复杂。
羽翼兽在我国先秦文献中已有记载，《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穷奇状如虎，有翼。”先秦时期发现的羽翼兽造型仅为个例，如新疆阿拉沟战国时期竖穴木椁墓出土的高足承兽方盘、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错金银双翼神兽等。东汉时期出现名为天禄、辟邪的大型羽翼兽石雕，专用于墓葬，最早见于汝南太守宗资墓，《后汉书·灵帝纪》注曰：“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均形似狮虎、体侧刻划羽翼、周身布满云纹。南朝时期，帝王贵胄陵墓前放置天禄、辟邪作为墓主人身份等级标志已成定式。这时期的天禄、辟邪头上有单角和双角之分，区别在于：“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天禄、辟邪是发端于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的穷奇，融合了狮、虎类猛兽的形态，并与汉代以来盛行的羽化升仙思想相契合而创造出来的瑞兽，它们既有避邪攘灾的功能，同时也是墓主人升仙的坐骑。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早期的羽翼兽与外来文化有关，如出土高足承兽方盘的阿拉沟竖穴木椁墓被认为是与塞人的墓地；中山王墓错金银双翼神兽“和斯基泰的有些花纹相似。”
然而塞人并非羽翼兽独创者，羽翼兽的源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9世纪两河流域亚述装饰艺术。在亚述拿西拔二世时期的尼姆尔德遗址就出土有人面羽翼狮像，到了希腊神话中演变为鹰头狮身有羽翼的怪兽格里芬。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继续承袭了羽翼神兽传统，19世纪末在阿姆河流域发现著名的阿姆河宝藏中便有羽翼神兽黄金制品。此外，在起源于伊朗高原游牧部落原始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中，也有一种称为塞穆鲁的羽翼神兽。塞穆鲁主要形态是犬首、鸟身，参杂有麝、狮子、猪等动物的某些特征。相传塞穆鲁栖息在湖中岛的圣树上，能催云化雨，减少人类的病苦。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创建后，琐罗亚斯德教重新兴盛，作为琐罗亚斯德教神兽的塞穆鲁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织锦、雕塑及金银器皿上大量出现。塞穆鲁纹还向东传播至中亚粟特地区，在7世纪时粟特地区出现一种带羽翼骆驼纹胡瓶，被认为是受萨珊影响而产生新的羽翼动物纹器物。何家村窖藏鎏金飞狮纹银盒上的飞狮形象应与当时西亚、中亚流行的塞穆鲁纹有关。
北魏至唐初萨珊与中国往来密切。有唐一代，萨珊与中国通使达到了29次。唐代空前发展的交通以及开放的对外政策，使得大批波斯商人通过陆路、海路来到中土，在长安西市内就有波斯人开设的交易处所波斯邸。来华的波斯人当中不乏能“广造奇巧”的匠人，他们将萨珊金银器工艺技术与纹饰引入中国，对唐代金银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件银盒上的飞狮纹与萨珊胡瓶上塞穆鲁纹相比仍有一定差异，相较于塞穆鲁写实性的宽大翼翅，飞狮的翼翅则较为狭窄、简单，更带有符号性象征意义。尤其是飞狮头上的角，不见于塞穆鲁，而中国的天禄、辟邪头上具有此特征。银盒上的飞狮纹是外来文化中的塞穆鲁与中国天禄、辟邪结合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赏析
陕西历史博物馆 张倩
舞马衔杯纹银壶的造型有深厚的历史源流，其祖形可能源于中亚、西亚一带游牧人群的皮囊式容器。这种容器以牲畜皮革作为原料缝制而成，用来盛装水、酒或奶。壶上还设有鎜带，便于在马背上悬挂携带，适应游牧民族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出现了陶、三彩和瓷制的仿皮囊壶，壶身上通常装饰有模仿皮革缝合状的凸棱，有的还塑出皮页或皮条。这类壶因矮身扁腹的造型形似马镫，被称作“马镫壶”。又因其提系部位状如鸡冠，也被称作“鸡冠壶”。鸡冠壶在唐至辽金时期长盛不衰，在辽代达到顶峰，在很多契丹墓葬和窖藏中均有发现。陶瓷质地的皮囊壶较为多见，而金、银质地的皮囊壶则十分珍稀罕见。这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是唐代工匠们为适应皇室贵族外出游猎的需求，巧妙地仿照皮囊壶的造型制作而成的。工匠们以金和银这两种贵重材料代替皮革，既彰显了皇室尊贵的身份，又保留了皮囊壶原本的形状和功能，可谓匠心独运。
在唐代，马的用途非常广泛，它不仅广泛地用于战争、交通、运输、驿传等，还大量地用于宫廷贵族的社交和娱乐活动中。舞马最早或可追溯至三国时期。曹植《献文帝马表》中就有“臣于先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骍马一匹，形法应图，善持头尾，教令习拜，今辄已能，又能行与鼓节相应，谨以奉献”这样的记述，大宛马经过训练，不仅可以“拜”，还能配合鼓点做出特定动作。《宋书》、《梁书》中屡见各地向朝廷进献舞马的记载。宋《负暄杂录》记载，中宗时宴请吐蕃使者，席间进行舞马表演。一匹匹舞马身着五彩丝线编织的舞衣，披挂缀满金饰的马鞍，头上和身上还有象征麒麟和凤凰的装饰。当音乐奏起时，舞马踏着节拍翩翩起舞。在听到《饮酒乐》时，舞马以口衔杯，跪拜敬酒。吐蕃使者无不惊异赞叹。
舞马表演在唐玄宗时期达到最高峰。当时宫廷中驯养舞马数百匹，是从西域所获良马中精心挑选出来。玄宗对其相当重视，委派专人对舞马进行训练和管理，甚至给舞马冠以“某家宠”“某家骄”的名字以示宠爱。舞马通常在皇帝生辰和重大宴会上进行表演，每年八月初五千秋节，宫中会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兴庆宫的勤政务本楼前，数百匹舞马“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依次入场，分成左、右两部进行表演。当倾杯乐响起时，训练有素的舞马踩着节拍，或奋首鼓尾，或纵横应节，随着乐曲展现着矫健身姿。乐曲将终时，舞马口衔酒杯，屈膝跪拜，向皇帝敬酒祝寿，将活动的气氛推向最高潮。舞马经过长期训练，与人之间默契十足，它们能够配合驯马师做出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有时会在舞马场地中安置三层板床，舞马师乘马登床，在上面旋转如飞。有时驯马师站在高台上，舞马在他们的指挥下翩翩起舞。最为难得的是舞马可以站立在两壮汉高高举起的木榻上静立不动，令人啧啧称奇。每次表演的舞马少则数十批，多则上百匹，玄宗时就有四百匹舞马同时表演的盛大场景。不仅如此，舞马还能和大象、犀牛一起表演拜舞，同时佐以数百名身着锦绣的宫人现场演奏《小破阵乐》，场面盛大至极。
在唐代文物中，舞马的形象并不独此一例。陕西历史博物馆中还珍藏一件1985年出土于陕西长武县唐代张臣合墓的彩绘贴金白陶舞马。这批舞马头小颈细，两耳竖起，鬃毛分披在前额两侧。马身通体涂白，鬃毛、鞍鞯呈红色，鞍边沿涂金，马尾扎结，身上缀以璎珞装饰。马的右前蹄抬起，后腿稍屈，正在踏着节拍翩然起舞。与此类似的还有1972出土于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墓的白陶舞马。这些舞马造型的文物，让一千年后的我们得以一睹大唐舞马的风采，使封存在文字中的传说重现世人面前。
（原刊载于中华书局《文史知识》2020年第5期“特别关注”栏目，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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