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石窟始建于北魏时期，如今已历经千百年，而在龙门的北方，是同样已有千百岁的云冈石窟，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龙门宾阳中洞外立面

佛教盛行的北魏

自北魏鲜卑族在公元439年统一北方后，便与南方的宋、齐、梁、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频繁的战争，无休止的政权更替，老百姓在现实里叫苦不迭，只得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此时，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的佛教，宣传今生苦短、来世永乐、世道轮回等思想，正好符合了人民渴望和平美好生活的需求，因此在北魏时期大热。可由于当年佛教蓬勃发展，对当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冲击，太武帝开始灭佛，诛杀僧人、烧毁寺庙。公元460年，新即位的文成帝重振佛法，开始在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西边的武州山开凿佛教石窟，这就是云冈石窟的开端。

北魏皇室一面推崇佛教，同时也利用佛教来巩固政权。他们巧妙地将自己的形象与佛祖融合在一起，把教权和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建于云冈早期的昙曜五窟，其造像艺术保留了古印度犍陀罗艺术的特征，同时也展现了我国鲜卑族特有的西域特色。五窟的佛像，分别对应北魏开国之初的五位帝王，身躯高大雄伟，神态威严肃穆，处处散发出不容侵犯的皇家气派，让人民信仰佛教的同时，也能臣服于北魏皇室的统治，以此安稳人心、巩固政权。

云冈石窟

时间的延续

北魏皇室是营造云冈石窟的主力，雕凿了气势恢宏的昙曜五窟大像、色泽华丽的五华洞等等。但是，在公元493年，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之后，开凿云冈石窟的主力工匠也随之迁徙，云冈石窟就不再有大规模的营造活动，只是断续地开凿一些中小型窟龛，公元524年渐渐停止。

迁都未阻止北魏皇室营造石窟的步伐。龙门石窟在迁都之际便着手营造，并在北魏晚期达到了营造高峰期，取代了云冈石窟原本的佛教中心地位。并且，由于洛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此后在长达400余年的时间里，龙门石窟历经多个朝代的断续营造，形成了南北延绵1公里、窟龛密如蜂窝的石窟群，直至今日仍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龙门石窟外景

造像艺术的承袭

云冈早期修建了昙曜五窟（云冈16-20窟），其造像艺术保留了古印度犍陀罗艺术的特征，同时也展现了我国鲜卑族特有的西域特色。云冈早期的风格在龙门石窟北魏时代的早期造像中也有体现。

云冈第20窟主佛结跏趺坐，形体高大厚重，气势凝重，如一座巍巍然的大山伫立着。佛像脸庞方中带圆，深目高鼻，面带微微笑意；佛像内穿贴身的佛衣，从左肩缠至右腋之下，外穿袈裟，与印度佛像着装相似。

龙门古阳洞北壁杨大眼龛主佛结跏趺坐，面容长圆，略带微笑，虽然体量不及云冈佛像，但整体而言，其造型如同一个缩小版的云冈第20 窟主佛造型。可见，龙门早期的造像风格还有云冈石窟的遗风。

左图：云冈第20窟佛像

右图：龙门古阳洞杨大眼龛主佛

后来，由于孝文帝时期实行“汉化改制”，云冈石窟中期洞窟造像艺术开始了汉化，服饰已出现“褒衣博带”的特征，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龙门石窟造像服饰基本一致。

云冈晚期佛像受迁都洛阳后的龙门石窟造像风格和审美风尚的影响，身躯修长，呈现轻盈姿态；脸部瘦而长，眼形呈月牙状，嘴角上翘，面带慈爱且有明显的笑意；身穿褒衣博带的通肩式服饰，袖口宽大，衣裙下摆层层叠叠，呈现汉化的特征。

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主佛脸型略长，眼睛如弯月，嘴角向上翘，面目慈祥；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服饰也具有典型的汉化特征。但是，佛像身躯伟岸，两肩宽大，具有厚重感，以及面相仍然继承了云冈早期的部分特征，呈现出过渡性。

云冈第30窟西壁第二层三龛组合中方形龛主尊坐佛

（图片源自《云冈石窟全集》）

龙门宾阳中洞

总之，龙门石窟近继云冈石窟的造像传统，较早的造像具有云冈石窟早期造像的遗风。随着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深入进行和龙门石窟造像汉化程度的加深，龙门北魏造像形成了“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宽袍大袖，潇洒飘逸”的“中原风格”，基本实现了佛教石窟艺术的本土化、中国化。同时，龙门石窟下启隋唐石窟造像艺术，并在唐代达到了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具有与云冈石窟不同的艺术价值。由此，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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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魏唐佛光——龙门石窟精品文物展

展期：4.28-8.28

地点：广东省博物馆三楼展厅一

主办方：广东省博物馆 龙门石窟研究院

文／谢晓真

图／张亚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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