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遗址位于山西省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一高地，俗称“灰土岭”的地方。北倚鸣条岗，南临青龙河；西南距战国时期的古魏国都城“安邑”即“禹王城”8公里，东北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下冯遗址”8公里。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

遗址范围 

南至西阴村南今“嫘祖庙”一带，北至“灰土岭”边缘，东至村东一条南北向小路；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东南部被西阴村形成半环状包围和破坏。

历史由来

夏县尉郭乡西阴村是世界蚕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远古先民彩陶文化的遗存俯手可拣，千百年来许多美好的故事世代流传，多年来文人骚客学者名流来此凭吊瞻仰者络绎不绝。

西阴村遗址1926年被发现和发掘，由考古学家李济主持，该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并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是中国人首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1考古发现

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箱，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富。最具震撼的是发掘出土了半枚经人工切割过的蚕茧壳，这就为千百年来人们流传嫘祖养蚕的故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遗址内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迹有半地穴式圆形或长方形房址。出土遗物包括石器、骨器、蚌器和陶器等。陶器主要是素面陶和黑彩陶，主要器型有釜、灶、夹砂罐、尖底瓶等，另外还有直口或敛口钵、敛口瓮、缸等。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迹主要是圆形半地穴式房，遗物以灰陶为主。主要器物类型包括夹砂瓮、缸、折沿罐、釜灶、双耳壶、高颈瓶、钵、盘、器盖，以及石刀、锛等。

在1926年对西阴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李济先生发现了半个蚕茧，鉴定并确认其是一种家蚕，为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提供了证据。

2考古轶事

1927年，清华学校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氏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

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1963年再次对该遗址进行考察，1994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探明遗址内的文化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两种文化遗存最为丰富。

学术成果  

西阴遗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发源地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产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二十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割裂的蚕茧标本与七十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

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早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2动摇了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

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3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普遍使用，尤其是依据土色及每次所动土的容积定分层的薄厚，的确是现代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

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

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念的历史。

4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的榜样

当年，清华研究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嫘祖传说  

西阴，远古时期为西陵氏部落居住地。先民们生养繁衍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创造了辉煌的“西阴文化”（学术界有争议）。

有关嫘祖的故事有不计其数，这些故事传承着历史、传承着文明、传承着“黄河根祖文化”的精髓。今天的西阴村，古为西陵氏部落居住地，历史悠久。

嫘祖，西陵（西阴）氏之女。黄帝正妃，教民养蚕治丝。使先民摆脱了束叶裹皮的原始生活，进而有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又有了近代的（中国）“丝绸大国”。约1500年前的北周时，封嫘祖为“先蚕”（蚕神），从此全国开始祭典“先蚕娘娘”。

西阴村古时在灰土岭上有“娘娘庙”占地约三亩，四季有人进香、供献，后毁于日寇的“三光”蛮行，村人将“泥塑”娘娘像搬到村边的一个土窑洞内，每年照归香火不断。洞壁上绘有娘娘生活、劳作的彩图。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打神”运动中，圣像被毁。窑洞在近几年因村民盖房建院被开挖不存。

1992年山西省省委工作队（省文联等单位）为弘扬五千年历史文明及西阴文化又重塑嫘祖像一尊，敬放于村南古庙中，并在墙壁上绘了有关嫘祖的画图若干组，为后人瞻仰。

文化价值  

西阴村遗址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

西阴村遗址对于研究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有重要意义。

1996年，西阴村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